发布时间 2013-07-25

 

        人文大讲堂是面向大众创办的免费课堂，它以人文精神的培育为核心，努力满足广大市民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广大市民充分享受公众文化福利带来的愉悦。

        开栏的话

　　人文大讲堂是面向大众创办的免费课堂，它以人文精神的培育为核心，努力满足广大市民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广大市民充分享受公众文化福利带来的愉悦。

　　6月20日，我市开始启动公益性社科知识讲座——丽水人文大讲堂，为进一步加强人文社科知识的普及，提高广大市民的人文素质，提升丽水文化和文明程度服务。大讲堂每月一讲，讲座嘉宾为著名学者、作家、科学家、教授、企业家等，内容涉及文明礼仪、人文历史、医疗保健、艺术鉴赏、家庭理财等。为此，本报专门开设“人文·大讲堂”版面，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阅读的平台。

　　包伟民：宁波人，浙江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所长，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宋史等领域研究，曾多次到欧美亚各国讲学、研究。

　　地理环境与区域文化

　　人类文化的发展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而且，相对而言，地理环境是影响人类文化发展各类要素中最具有持续性与恒定性的内容，因此它也成了我们讨论区域文化发展首先被关注的对象。

　　在西方近代早期，人类学家在讨论世界各民族文化成因时，曾有过“智力决定论”，它将文化单纯归结为人类智力或精神的产物。这当然属于唯意志论，与种族主义可谓异曲同工，早就为学界所不取。与“智力决定论”相对应的，是“地理唯物论”，它将某一地域文化特征完全归因于地理因素，忽略人类的主观动因，因此有所谓中国是大陆型文化，西欧是航海型文化之类的说法，并不客观，自20世纪以来，也已被中外学界所摒弃。

　　另一方面，地理环境的确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极重要之基础，影响深远，不能忽视。在充分认识到文化成因之错综复杂的前提下，将地理环境作为观察一个地域文化特征的视角，是可行的。

　　处州文化发育于瓯江上游

　　明太祖丙午年(1366)，将苏南等地从原江浙行省中划出，在今浙江地区设浙江等处行中书省，浙江作为一个省区才正式设立，因此它的历史并不长。浙江地形有三个基本特点：(1)西南高，东北低，西南山地高峻，谷地幽深，主要山峰海拨均在1500米以上。(2)山地多，平原少，山地丘陵约占全省面积的十分之七。(3)海岸曲折，岛屿众多。浙江海域广阔，海岸曲折，海岸线长约2200多公里。

　　在这样的地形特征之下，浙江省形成了几种主要地型区域。就传统农业得以较好发展的地域而言，主要是平原地区。浙江省的平原大体可分为沿海平原与河谷平原两种类型：沿海平原包括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椒黄平原、温州沿海成片平原等;河谷平原包括西、东苕溪中下游河谷平原、钱塘江水系河谷平原、曹娥江水系河谷平原、甬江水系河谷平原、灵江水系河谷平原，以及瓯江水系河谷平原等。处州文化主要就发育于瓯江上游河谷平原。

　　其次是盆地：浙江省内共有盆地30余个，如金衢盆地、永康盆地、仙居盆地、新嵊盆地、天台盆地等，规模最大的是金衢盆地，形成浙江省除平原之外第二个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与处州相关的则有其中的丽水盆地、松古盆地、云和盆地等，规模均很小。

　　占陆地面积最大的是山地。如果将海拨500米以下明显起伏的地形视作丘陵(即半山区)，500米以上的则都可视为山地。浙江有几个山脉，栝苍山、仙霞岭山、洞官山、四明山、天目山等，构成了山地的主体。

　　在这样的地形特征之下，浙江省形成了几个主要的地貌区划：浙北平原区、浙西中丘陵区、浙东盆地低山区、浙中丘陵盆地区、浙南中山区以及沿海半岛岛屿丘陵与平原区。

　　处州位于浙南中山区，属浙闽隆起区组成部分。《(雍正)处州府志》卷一《山川》(以下简称《雍正志》)描述：“惟处之重岭叠巘，清流激湍，较他郡为最险，亦最奇。”浙江省的最高峰就位于本区。它是浙江省山地面积比例最高的地区，山地占88%以上，耕地不到6%，向称“九山半水半分田”。瓯江上游在丽水一带形成的碧湖平原，是本区最大平原，也是本区农业的发祥地。此外还有瓯江支流形成的一些小平原如松古平原、好溪河谷平原，庆元县城关和菊水一段属闽江水系的河流，也有小片河谷平原。

　　处州的这种地形，对其历史文化特征之形成有深刻影响。

　　通济堰比它山堰早了三百多年

　　浙江山区的大规模开发，大约就是在这近三、四百年以来才展开的。所以人类的区域开发过程，有一个从坡地，到低地，再向山地的发展过程。

　　在浙江地区，开发过程的具体体现就是从会稽地区，到浙北低地及其它平原地区，再向山区深入开发这个三个阶段。最早开发的中心地带是会稽山地区，即会稽山坡地及连接着现今宁绍平原的北侧。当然这里所说的开发地形转移，指中心地带，在此同时，与之相类似的一些地域也陆续得到开发。

　　如处州的瓯江上游狭小的河谷平原，农业发展就很早，并在南朝萧梁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建起了本地区农业灌溉枢纽工程通济堰，比宁波的它山堰(833年)早了三百多年。州郡级行政区的设置也早于宁波(738年置明州)。不过因受地形限制，它的发展规模一直有限。

　　从唐代中期起，随着浙北平原低地的陆续开发，后来居上，慢慢超过会稽地区，大致到公元10世纪，浙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从越州转移到了杭州，这就是学者所说的“杭越易位”，标志着浙北平原水网地区开发的成熟，俗称“江南”的中心区于焉形成。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心也因此从北方转移到了太湖流域，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一些小规模平原及半山区也得到较大程度的开发，浙江地区的州郡级行政区在这一时期定型。

　　处州行政区的设置可以体现这一开发过程。

　　清代中期处州迎来发展高峰

　　秦始皇五年(前242)灭楚，以其地置闽中郡，辖现今浙江西南部及福建等广阔地域，下设县级政行区极疏阔，实际上只能对辖区实施“据点式控制”。此后，从西汉孝惠三年(前192)设置的东瓯国，到西汉末置回浦县(故城在今浙江临海县东南百五十里，后改为章安县)，在后世处、温、台三州地域，只设一个县邑，可见这里的地旷人稀，与政治控制的粗略。此后，随着区域开发的深入，中央在此地陆续增设县邑。孙吴太平二年(257)，分会稽郡东部置临海郡，东晋太宁元年(323)分临海郡立永宁郡，后改为永嘉郡。隋开皇九年(589)始以括仓、松阳、永嘉、临海四县置处州。大致到唐代前期，即公元7世纪，处、温、台三州的行政区设置才最终形成，共置11个县区(处州领五县，温州领四县，台州领五县)。此后大格局不变，只是随着区域进一步开发而增设县区。到明代景泰三年(1452)，处州府共辖丽水、松阳、缙云、青田、遂昌、庆元、宣平、云和、景宁等10县。

　　公元五、六世纪前，处州地区人口不超过10万，估计集中在河谷地带，分布不广。到十至十三世纪，人口显现快速增长态势。估计十二世纪初年人口可达50余万(这里《宋史·地理志》所载人口数指成年男丁)。但此后至明代末年，人口增长并不明显。直到清代中期，由于新大陆作物推广的影响，处州人口最终超过百万，迎来传统时期发展的高峰。

　　处州属于山谷农林相兼区

　　我们可以大致将浙江地区传统农业经济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类型：

　　(1)河网平原蚕桑棉织手工区：主要指杭嘉湖平原，近代以后也包括宁绍平原主体，属江南核心地带，为传统农业经济的精华区，主要通过发展经济作物及手工产品输出，来解决土地资源不足的矛盾。

　　(2)盆地农工相兼区：以金衢盆地为中心，包括南侧的永康盆地，以及周边丘陵地带，为浙中农业中心区，除粮食作物外，丘陵地带颇多旱地经济作物。近数百年来，由于人地关系紧张，遂渐发展起“一县一艺”的手工经济。但与浙北河网平原蚕桑棉织手工区不同的是，这一地区更多靠技术劳动力输出来解决人地矛盾，如东阳木工、永康铁工等等。

　　(3)河谷平原农渔相兼区：指从宁波沿海岸线向南的沿海平原及甬江、灵江、瓯江等河谷平原，产粮农作之外，这些地区兼有较明显的渔业经济成份，独具一格。

　　(4)山谷农林相兼区：指浙中南山区为主的山地，其中乃含一定比例的小型河谷平原，可以发展粮作，不过明清以来，随着山区渐次开发，山地作物增多，农林相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在某些县、区，还发展起一些地域性的特产，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十分重要。处州属于这最后一个类型。

　　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类型既规范了其居民的经济生活，也影响着他们的文化心理，从而呈现出各有所长、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特征。

　　传统时期处州历史文化特征

　　最后，让我们来简单归纳一下传统时期处州历史文化特征。这里主要指传统后期。存世处州旧志的“风俗志”部分，对当地民风习俗有不少描述，虽然因志书编纂者身份的制约，其观察偶失之片面，但若能结合今人对处州历史的分析，综合考察，旧志的论述仍具指引意义。

　　特征一：山稠田狭，务俭崇朴。据《雍正志》：“旧志云处州山多田少，地瘠人贫，较他郡穰岁不及其中年，富家不及其中户，故俗务俭崇朴，男力于耕，女勤于绩……。”又云：“山稠田狭，民甘俭约而勤种，士崇礼议而尚儒雅。”所谓山多，地瘠，总之是强调处州自然资源不足，因此民风不得不“俭约而勤种”。又《(雍正)青田县志》卷四《风俗志》亦载：“俗尚简朴，衣用大布，食饮不贵异物，贫富不相耀。”另有一些记载，偶有批评当地“民风崇侈”之语，不过这主要是士大夫常忧人心不古的传统心态所致，若将处州与其他地区相比较，“务俭崇朴”的评述是符合史实的。

　　特征二：安土重迁，俗鲜工商。在传统时期，处州由于地形的制约，交通困难，对外交流不便，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旧志对此也有一定记述。如庆元“俗鲜工商，一意农务，敦让厚别，竞竞约束，号为易治。”(《雍正志》)龙泉“男鲜罗纨，妇无盛饰，瓦甕浊醪，力勤而尚俭，商旅禅于远出，贸迁不越厥封。”(《(乾隆)龙泉县志》卷十一《风俗志》)松阳“邑非津要，商贾鲜通，百货难备，市井间自布帛菽粟而外别无异物。每月城中以一六日为市期帽市以西九日为市期，至期四民咸集，交易而退，犹古者日中为市之意。”(《(光绪)松阳县志》卷五《风俗志》)在传统经济格局的影响下，形成安土重迁、俗鲜工商的地方文化特征，是可以理解的。

　　特征三：气刚以劲，人尚气节。相对险峻的生活环境，加之山居民族长期坚韧尚气的民风积淀，演绎成处州地方“气刚以劲，人尚气节”的文化特征。《雍正志》有精彩描述：“古称山国之民，其气刚以劲，处介万山，人尚气节，盖亦禀山川之气而然者。无论城邑即僻壤编氓饥寒切肤，断不肯鬻其子女，里闾间有富贵人诱以厚利，令其肩舆执盖，亦断不屑从充，其羞恶可以端所好矣。”如此风尚，与某些“俗好商利”之地相比较，确乎别具一格。

　　特征四：报本追远，侫鬼尚巫。在中国传统时期，民俗之信巫侫佛，是普遍现象。不过由于正统儒家文化“不言怪力乱神”，历代地方官多有压制地方“淫祀”的举措，经长期演变，各地的宗教文化还是有相当差异的。尤其在偏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边缘地带，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少，信巫侫佛之风不免尤甚。《雍正志》对处州的记述如下：“惟俗侫鬼尚巫，相沿积习牢不可破。符箫轮廻之说众口艳称以为美谈，士庶家每朔望早起盥洗毕即攜冥镪楮币，遍礼各祠宇，至闺中妇女其信啫(zē)尤笃，逐群联会庄，诵婆罗洵，结习之不可解者。”又《光绪缙云县志》卷一四《风俗志》亦载：“信鬼尚巫，虽士大夫之家亦不免。”虽士大夫之家亦不免，这无疑就是处州的特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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